馬建談創作北京植物人的文學意念
「我不指望這小說會把『六四』歷史完整的通過文學藝術全部表達出來,這不是一個作家的目的。我想,一個作家的目的是把這段歷史變成活的歷史,他的小說人物也許真實的,譬如說,那個植物人的女朋友,不是一個曾經發生在歷史事件裏的人,她只是我個人的經歷,是我以前在香港的一個女朋友,我是描述了她。小說裏面的她,是到了廣州中山大學讀書,然後跟戴偉這植物人認識,成為男女朋友。但是由於文化差異太大,一個香港女孩在廣州讀書,發現大陸這邊很隨便,教育程度不同,她受不了,所以退學到加拿大進修了,後來她變成加拿大留學生主席,她又回到廣場去送捐款。在『六四』廣場有幾十分鐘的熄燈,有人送來一封信交給他,太黑了,他根本沒辦法看就塞在口袋裏,他想會不會是妹妹來了,但是又打不開這封信來看,然後坦克又衝過來了,所以最後他發現一個白衣服的女孩面對著戒嚴部隊的一瞬間,他發現他那妹妹,但整個小說我沒有描述是不是她,他就是衝上前要去救她時,結果被打了一槍,連身上的信也沒有看。這封信在小說裏頭描述成在冬天的樹上懸掛著,慢慢的往下掉落。當然我是在描述文學的東西,像這種小說人物,可以說是戴偉跟香港女生愛情失落的過程,因為這愛情對他打擊非常大的,等如是失戀了,他從此以後就玩世不恭。在北京你會看到大學生很隨便,跟香港人完全不一樣,他也是其中一個,但學生運動來了,他又很有正義感,但他仍然是那個玩世不恭的北京小青年。相反,妹妹代表一種香港文化,後來你們支聯會有人送捐款過來的一批人,也成了他的朋友,但始終這個女的,跟學聯的學生又送來了一批,勸學生甚麼的,又送帳篷來的,所有都在小說裏有描述。其中有一個是妹妹的同學,戴偉要跟他保持聯繫,經常問加拿大留學生對這事情是怎麼看法,甚至搞大遊行時也留意報紙有沒有自己被拍下讓女朋友發現,他的潛意識有一種失落感,是被香港文化抛棄了,被看不起。他覺得妹妹代表一種文明,而自己怎麼追都追不上的,因為自己穿拖鞋,隨隨便便,吃飯抽煙的樣子,妹妹都看不慣,這其實也是我親身的經歷。我把一個真實人物的經歷,把我的失戀故事投放在小說裏面,就變成是活的一種東西,不得不讓你去思考,香港是否中國的未來,這個夢想是否能夠實現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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