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悄悄地,他却做了不少事。自己开诊所时,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,都不收费用,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。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,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,一直是83.6元。后来,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:每次涨工资,你爸爸都跟院长说,把机会让给别人。
虽说满腹疑惑,回到家里,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,什么都不敢说。她到现在都记得,父亲一直很严厉,很少笑,做事也很严格,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。而母亲过世早,关于父亲的经历,他自己从来不提,她也几乎一无所知。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,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。1976年,战争已经过去30年,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。这一年,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,第一次回到了日本,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。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,每月30万日元,但他拒绝了。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,我要回中国。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。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,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,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,一个心电图仪,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。到1983年,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,山崎宏自己掏路费,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。当时,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,首相后来给他回信,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。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。记者来采访,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,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。从那之后,直到失聪前,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。到现在,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,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。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,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,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: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。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。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。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,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,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。不过,只要有人问起,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: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,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。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。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,赎罪的方式,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。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。从1980年开始,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。后来,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,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,他也从不间断。几年前,他终于扫不动了,于是,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,直到今天。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,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,必须学习日语。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,却分文不收。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,山崎宏拒绝说: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此前,这个日本老人,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,同样分文不取。每年,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,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。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,把这笔钱捐出去,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。这个习惯至今都改不掉。一年多以前,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,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,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,并拿着报纸,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。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,他又捐出了1000元。
70多年时间过去了,这个日本人在异乡从年轻变得老迈,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。他经历了文革,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。只是有一次,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,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,让他觉得难以接受。而自己的国家,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。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,山崎宏压了一张房地产海报,上面印着大大的两个字:望东。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,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,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。老同学、老同事们,都已经不在了,许多年轻人,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。但在山崎宏这里,赎罪仍没有结束,除非到他死的那天。
这个时常望着东方的人,决定不回去了。因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顾,他挺满意,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,永久留在中国。不过,生前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,不想让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。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,这样,在等死的日子里,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,而死了以后还是为人民服务。
爷爷的精神让我热血沸腾!
mespotomia 1 year ag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