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洲也受到媒體時代的影響,與歐洲文化接觸後,詞匯的應用與意義上有重大的變化。比利時記者兼研究全球性倫理的『不同文化互動交談』中心主管,裴特絲(Marguerite Peeters)強調,術語的改變所引起的危險,例如『生命素質』的觀念也改變。為此,假如一位醫生認為病人的『生命素質』不夠,也許會導致安樂死,還有其他更多的例子。她說:「其中比較明顯嚴重的問題是與受孕衛生和性別平等有關,似乎能夠馬上找到解決的方法,其實埋藏著摧毀人性尊嚴的隱憂,例如:母性,男女互補或男女婚姻的本質,都是建設社會的要素。男女性別平等的觀念、受孕衛生已成為國際政治集團優先處理的問題,但可憐的非洲國家,種種這類的觀念正滲透到他們的文化中。」我們非洲的弟兄姐妹很自然依賴傳教士超過百年的工作成果。裴特絲卻說:「真的不希望非洲的教友重蹈覆轍東方教友的步伐,把文化的革命與福音混為一談。」儘管西方人被視為至高無上,但是,我們要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大洲上,發掘無數的天份。裴特絲總括說:「非州確實處於一個轉機,在改變的時刻,為此,有必要選擇堅守自己,即天主所賜予他們的特別恩惠。非洲文化包含著生命的意義,群體的價值,母性、兄弟手足之情,卻不是法國大革命的那種人性的友愛。非洲人深知他們是天主的子女,他們有一位天父,甚至在他們外教的傳統中也有天父的概念。非洲具有他們神圣的內涵,必須保留,並忠於他們的使命,負起現代世界先知性的任務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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